,又有海军之威和骑兵之盛,帝国之相初具雏形。
年方八岁的二皇子袁胄不认为自家老爹会就此止步,眼下国朝无内耗隐忧,连着几年风调雨顺,政通人和,民生富足,军势占优,没理由不向刘野猪和定烈宗学习。若讲究休养生息,大可让大哥抚民,他跟着镇北军或靖西军去打江山,以战养战,哪怕把自己的俸禄全扔进去,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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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桑的西方史研究得不是太顺利,主要是安息、大秦、拂菻等没有系统的编年史可考证,不过这些国家和文化引起了他的兴趣。只要有时间,他都会泡在鸿胪寺的通译司和高教授的书房里查资料、做笔记,然后拿回来与哥哥们和顾辞讨论。
这些零星火花似的小碰撞,有时能给在一旁打酱油的袁懿或艺青不少启。例如孩子们评价古希腊雅典打造的‘提洛同盟’形式,将本该由同盟的城邦国缴纳和共同决定用途的‘盟金’变相改为每年献上的贡税,以收取‘保护费’的形式,为城邦国的海上安全保驾护航。这种本该平等的同盟,却因为一家独大,成为松散的‘帝国’模式,让艺青借鉴到处理东瀛业务上。
东瀛是个很好的试验点,先辅以条约形式,以打击海盗或保护华商为名,全面接管东瀛港口的关税收入和军事权。以大虞现有的商业渗透能力,可选在那儿试点宝钞的行和控制,大量进口他们的金银矿和渔林产品,卖出多余的黄豆、小麦等农产品,必要时倾销稻米,使其经济命脉完全受控于皇家产业。退一万步讲,若东瀛政权彻底不受大虞控制,依两国贸易的紧密联系程度,哪怕换个凶残的蒙兀人当天皇,也不会影响其在商业方面的附属地位,大虞还是能占主导之位。
袁懿对此提议很认可,让内阁众议之后,待时机成熟,朝廷拟下正式国书,将东瀛的‘属地’地位明确下来,充其量不过给个‘属国’待遇,以代替之前通行的‘称藩纳贡’。称藩纳贡是一种以小藩事大国的关系,藩国受中国的册封,并由中国赐与印玺,以每年的朝贡表示服从。中国方面对藩国持不作为态度,甚至为了显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本着‘薄来厚往’的原则,给藩国的赏赐远过贡品的价值,反而是亏本生意。宗藩之间看似不平等,实际上只是维系一种友好的上下级关系,很多时候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毕竟中国如果真想要某地,一般打下来后,直接驻军、流官、移民、开垦,允许作为藩国存在的地方,基本上维护起来性价比不高,例如海军壮大之前的安南、高丽、骠国。以后这种商业优先、军税全控的‘属地’关系,也将取代宗藩关系,成为大虞远距离控制海外诸地的国策。
至于中南半岛和高丽这种,有6地的连接与支撑,先占了再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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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百年后,有些史书将东瀛战国时代分为前中后三期。
在大虞全面介入之前,以大名与将军之间的斗争导致幕府更迭,藤原氏、源氏、平氏和上杉氏都是为了上洛组建幕府而战。
第二阶段是大名之间的互殴,上杉幕府在广义之后的将军和天皇一样,是被摆起来或抢来抢去的装饰品,这一阶段以彻底的兵农分离为特征,由于大量的农民成为持刀弩的武士,大豆、棉花、玉米等经济作物和肉类严重依赖于大虞进口,宝钞成为货币。
最后一个阶段很短,继承了信田家和上杉家的信田由方成为战国时代的第一个‘天下人’,他以‘天下布武’为口号,大力提拔各个阶层的人才成为家臣,通过封地和商贸权的区别分封,和严格的晋升奖惩法度,牢牢控制了庞大的家臣团队,并引入了大虞的弓弩,成功地收服了整个本州岛的大名,逼降两藩,组建了一个全面控制公职和天皇的幕府,对大虞割让隐岐岛,全面开放除鹿儿岛、冲岛之外的中京、横滨、难波、博多、敦贺、青森、富山七港,东瀛的海岸线全部对大虞开放。
在由方的威势下,被压制的家臣们相安无事,然而他的去世,又使信田幕府分裂为数派,尤其是占据港口商贸权却无多少土地的大名蠢蠢欲动,纷纷支持不同的继承人。此时大虞以‘驻军保护七港’为条件,介入此次纷争,以七港大名为,投票选出由方幼子由定为总督,彻底废除将军一职,而其他占地颇广的内6大名,则联名推举一人出任关白摄政,一武一文,彼此都不再轻易动武。在七港和京都的大虞使馆区的监控下,近二百年的东瀛战国时代结束,三岛迎来久违的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