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传言也是以从此而来。
马新贻被刺,几天后清廷发出上谕:“亟须严行讯究,即箸魁玉督同司道各官赶紧严讯,务得确情,尽法严办。”
江宁将军魁玉会同藩台梅启照等人审讯刺客张汶祥。几天后,又加派漕运总督张之万参与审讯。
此数人借口案情重大,拖拉时日,也不对刺客用刑,借口是:“案情重大,徒事刑求,倘未正典刑而庾死,谁任其咎?”
最后魁玉、张之万上奏说:“张汶祥矢口不移其供,只是因私对马心怀愤恨,为同伙报仇,为自己泄愤,无另有主使各情,尚属可信。”并以此拟定罪名结案。
这里面明显有敷衍之相,魁玉和梅启照久在江宁,甚至这里面的利害关系,但张之万是漕运总督,这可是一个在肥缺之上干了多年的老官油子,又岂会轻易的在别人的地盘上触人家的霉头?
而清廷也并不相信魁玉、张之万的“拟定罪名”,即谕令曾国藩火速回任两江总督,并加派刑部尚书郑敦谨为钦差大臣,携带刑部两名郎中(即满人郎中伊勒通阿、汉人郎中颜士璋)即刻赴江宁复审。
曾国藩接旨后深感为难,此事他事都想撇清的老狐狸坚辞再任两江总督,并上奏以病体请求开缺养病。清廷不予批准,谕令尽快赴任,但曾国藩迟迟不动,拖延近三个月才到江宁接任。
其实曾国藩心里很清楚,清廷似乎已经觉察到这个案件中曾国荃在里面起的作用,但此人与曾国藩不同,要想压服他可不容易,深思熟虑之后,慈禧也只能使用曾国藩来压制那些湘军旧部以及曾国荃。
而郑敦谨是刑部主官,素来有“铁面无私”的称号。他受命时正值隆冬季节,大雪阻隔,车马不能行,郑即与两个郎中徒步踏雪而行,赶赴江宁,行程四十一天,大年初一方到江宁,第二天就关门审案。
郑的本意也想查个水落石出,也不枉其“铁面无私”的称号。审了几日,张汶祥并不改口,曾国藩坐在一旁只听不言。郑敦谨满腹疑惑,私下问曾有何看法,曾国藩淡淡地说:“看来只好照魁、张原奏之法奏结此案。”
郑敦谨听后恍然顿悟,明白此案是不能再深究了。于是即按魁、张原奏之法奏结,仍按原拟罪名定案。
参审的江苏候补道孙衣言、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对此极为不满,当面质问郑敦谨,郑说:“万一审出是某某人主使,某某军队是后台,此案如何了局?”结案奏章须所有参审人员一一“书诺”(即认可并愿意负责),孙衣言、袁保庆坚决不“书诺”。
结案奏章以四百里加急进京,未等圣旨下达,郑敦谨即携两个郎中离开江宁。曾国藩依例奉上“程仪”,郑分文未取,两个郎中各受纹银500两。
行至清江,郑敦谨打发两个郎中回京交旨,自己写奏折称病不能任职,请求开缺。清廷不允,给假两个月养病。
郑敦谨自行弃官回乡,终生不再为官。郑青天何尝不知道其中的厉害,但做了违心之事也让他心中惭愧,永不致仕也是一种心中愧疚的表现。
刑部两个郎中回京后不久就悄然离京,汉郎中颜士璋被放兰州知府然而并无实缺,贫困潦倒,西北大帅左宗棠出身湘军,深知其中黑幕,对颜无辜受过十分同情,令其军中帮办。满郎中伊勒通阿“给全俸以养天年”,回老家去了。
最后,江苏候补道孙衣言,性情耿直,文笔老辣,山东候补道袁保庆,嫉恶如仇,言辞犀利,两人候补数年均未得实缺,十分落魄。
马新贻到任后知道了孙、袁二人的才干,点名保奏要孙、袁到督府任职,成为马新贻的左右手,号称马新贻的一支笔、一张嘴。
马新贻死后,孙衣言应邀为其撰写《神道碑铭》,慷慨激昂,直书胸臆:“…..贼悍且狡,非酷刑不能得实,而叛逆遗孽,刺杀我大臣,非律所有,宜以经断,用重典,使天下有所畏惧。而狱已具且结,衣言遂不书诺。呜呼!衣言之所以奋其愚憨为公力争,亦岂独为公一人也哉!”
此文一出,震惊朝野,舆论大哗,就连慈禧太后也明白其中大有隐情。然而,清廷不会为了一个死去的人,甘冒激变地方势力、动摇大清江山的风险。斯人已经做古。就让他去吧。
慈禧在此事之后也仰天长叹,这件事也造成了事后李鸿章的崛起,她知道,曾国藩和湘军是不能再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