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人掌权并不是坏事,江南许多诗书人家本就是‘商而优则仕’,当年隋唐开科举,让寒门有了晋升公卿官宦的通道,现在还多了个吏考,根基浅薄的商人想做公务员并不难。? § ◎ 而且因为最大的商人是朝廷产业,不但对内掌握了国库盈亏,修典保护民商,对外更是以国家垄断的形式去控制属国、争夺国际市场,几无敌手。
从大虞目前的人口数量来看,虽然已有了突破性的增长,但远未达到需要殖民海外才能缓解生存压力的地步,所以肯定不会有西方诸国那种强烈的扩张**。因此,顾辞从一开始就有目的地以自身的权势地位去做一个官方商人,并将皇室、重臣和朝廷尽量绑到这辆马车上。更重要的是,她身边的帝国精英们,不但对此乐见其成,更有不遗余力支持她大步往前走的一群智囊团。这只能说明大虞的高层人士已经有不少人看出商业展的趋势,并且这片土地上也足以产生新商业模式所需的充足人力、物力和知识储备,她不过是恰逢其会,身份合适,提出的想法足够成熟,少走许多弯路,缩短了这个过程。
商业体系逐渐完备,商人地位随之提高,也是水到渠成。有了资本的人就要改变自己的地位,不然干嘛暴户买油画装品位,或是花钱当个什么协什么官。科举为何出现,自然是因为皇权需要别的力量来对抗掌握大部分资源的氏族,‘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这句话人人耳熟能详,敢于实践的人代代皆有。
但对于一个以土立国的大6农业国来说,在凭借土地资源而形成的原有利益集团之外,现在又出现了掌握大量资本的商业利益集团,情况会更加复杂。所有通过海军控制的飞地,日后肯定如三佛齐一样,以经济控制大于军事控制的模式,成为大虞的属国,即便是安南、骠国这样已并入国土,采用城县制的地区,如果不是因为布政使的外戚身份,恐怕朝廷还是抱着‘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态度,对待这些新子民。?¤ ◎?◎
中华传统就是官绅掌握土地,因隐田、免税等措施,大量土地越来越集中于少数人之手,土地的产出要求稳定和封闭,人员或商品的流动很容易影响粮产的数量和价值。虽然大虞对此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遏制土地兼并的度和趋势,但随着商业的进一步展,所需要各种原始积累,会破坏这种依土地而建立的单纯关系,甚至让土地本身和土地上的人一样,变成可买卖可流通的一个环节。不同立足原则会导致两个利益集团之间产生直接冲突,而且,倘若资本集团对外扩张停顿或失败,又会反过来加剧国内的土地兼并,这缘于中华民族千百年来因对土地有强烈需求,而形成的安全感,就跟股市崩盘,资金涌入楼市,或‘有钱存银行,不如去买房’一样。届时定会暴露出更多潜在问题和矛盾,必然让许多保守人士惊呼‘动摇国本’,重提‘重商灭礼’的论调。
背书时都知道‘生产力改变生产关系’,但身为当事人,顾辞不晓得什么程度才是‘变’的节点,会生什么冲突,结果是前进还是倒退,即使目前没遇上,她的儿子或孙子也会遇到。所以她想的是通过东瀛战国时代的分封体制来说明,地是有限的,只能在技术和商业上下功夫,提高产量和资金量,可不能有禁商锁国的愚蠢想法。
社会变迁从来都是金字塔换塔尖,最底层的人只能在这个塔尖更替过程中顺势而为,才能实现阶级上的飞跃,除此之外,教育不会改变这一点,法治也不会,技术更不会。 那身为塔尖里的人,顾辞不希望成为被替换掉的那个,幸亏她的夫君是个锐意进取勇于接受新事物的人,选的时机、措施和执行人都很给力。报纸成了最初级的思想政治教育,去给自给自足的官绅百姓们普及何为‘国’、何为‘民’,何为‘商’,当小农经济遇到西方文明的冲击时,有了统一的认知,再去选择、、评判、消化、吸收,远比被打破重构,更安全稳妥。当然,对于热爱土地的国人来说,直接告诉他们,海外有许多无主之地,用不着为眼下这点争得死去活来,或许效果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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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看东瀛,他们为什么热衷于下克上,因为幕府的分封是为了封锁阶级,确定‘天皇—将军—大名—武士—农民—匠人—商人’的划分,辅以神道教和佛教的约束,一个认为天皇是神的后代,确定人神之分,一个用‘轮回说’劝各阶级各守其道。但平家打破了这个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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