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1章

牺牲，排除万难，去争取胜利”，要不然念佛，求佛保佑，就能挺住。我没有念语录的习惯，也没有念佛的本领，我只能更紧地咬着牙关，双手抓牢铁床。医生连个帮忙护士也不用，把用完的器械扔到一个大筐里，从我身上的布里取过来又一件器械，捣入我的身体，钻动着我的子宫，痛，胀，发麻，仿佛心肝肚肠被挖出来慢慢地理，用刀随便地切碎，又随便地往你的身体里扔，号叫也无法缓解这种肉与肉的撕裂。

    知道这点，我的号叫就停止了。我的牙齿都咬得不是我自己的了，也未再叫第二声。我的眼睛里，屋中央的长日光灯开始缩短，缩小，成为一点，旋转起来，像个巨大的又白又亮的球向我垂直砸下来，我的眼前一团漆黑。

    睁开眼睛，我看到了那个医生站在我面前，她取掉口罩，她长得其实挺漂亮，下巴有颗痣，很显年轻，最多也不过三十来岁，脱掉白大褂，她可能也是好妻子好母亲。她没有说话，她在想什么，我不知道。我的脸上和身上一样全是汗，嘴唇都咬破了，双手离开铁床，还恐惧得握成拳头，我觉得房间冷极了，像有很多股寒风朝我身体涌来。

    我从床上滑下地，穿上塑料拖鞋，那被我自己杀死的孩子，我不忍心去看。我有一个强烈的预感，我不会再有孩子，一辈子不想再要孩子。没有一个孩子，会比得上这个才两个多月就夭折的孩子在我生命中的分量，我这样的女人，生出来的孩子只会比我更不幸，更难过长大成人这一关。

    我一步一步往那条长板凳走，谁也没有扶我一把，我挨近长板凳，就侧身倒了上去，蜷成一团，手捂紧下部。

    一个护士朝门外大声叫下一位做手术的。她对那儿的女人们训斥道：“刚才这人就不叫唤，你们学学她不行吗？”

    “肯定脑子有问题。”另一个坐在桌子边年纪大的护士，“去，叫她快点穿好衣服走。要装死到马路上装去。”

    “让她待着，等我写完手术情况再叫她走。”

    不知过了多少时间，可能就三四分钟，我觉得手里多了几张纸，就尽力在长板凳上撑起身子看。子宫深度：十。有无绒毛：有。失血多少：多。有无胚胎：有。我看到这儿，还未看完，便唰唰几下把病历撕成碎片，目光发直，那些纸片跟着我的身体站起，掉在地上。我什么也没说，穿好裤子袜子，换上布鞋，也没看屋子里人的反应，扶着墙慢慢挪出了手术室。

    3

    温暖的水从头发淋到脚心，我擦着肥皂，不时望望墙顶那个桶的玻璃管水位到哪儿。公共浴室，一人一格，半边木门挡着，衣服放在门上端水泥板上。

    也许是中国女人的体质，生小孩后要坐月子，必须躺在床上休息一个月，吃营养食品。流产等于小产，也一样得包头或戴帽子一个月，不能让风吹，风吹了以后就要落个偏头痛。这一个月漱口要温热水，不吃生冷食品，不然牙齿要难受；即使偶尔下床不要拿重物，不然腰和手腿都要酸痛。若要洗澡，得等月子结束。

    我顾不上这些规矩，没几天，就跑上了街，直奔公共浴室去。

    生平第一次花钱进浴室的我，在淋浴时，感到一种说不出的安慰，好比亲人爱护着我照顾着我。裸着身体在水流中，哪怕瘦骨伶仃，也无比美好，我已好久不抚摸自己了，我从没抚摸那从未隆起过的肚子，待肚子里什么也没有，我才感到里面真的太空。

    听说男浴室是一个大盆塘。女浴室却有二十个淋浴，管理人员是个胖胖的女人，一件薄汗衫短裤，穿了双雨靴，总在格子间的空道上走来走去。检查谁的水已完，就叫这人动作快点，到外屋穿衣，因为有人候着要洗。谁的水烫需要加冷，谁的水凉需要加热，她就那么跑来跑去调水温，地上滑溜溜的，雨靴踩着水吧嗒吧嗒响。浴室里热气腾腾，未遮全的格子门露出女人漂亮或不漂亮的腿和脚。

    在这段时期，只要手里有了几文钱，我就拿了干净衣服，往浴室跑，去排队。好像是让我身上流过的水，冲走我要忘却的事，让它们顺着水洞流进沟渠，流入长江。

    4

    第二年夏天我临时决定参加高考，根本没有准备，却也去试了。这样的考试当然失败，最后两科，我都只答了一小半。我知道自己无望，我家的血液里早已注定我不可能和大学沾上边。

    高考落榜之后，一所轻工业中专学校录取了我，专业是仅比当工人好一点的会计助理。学校在嘉陵江北边的一个乡镇。去或是不去？已尝到自由滋味的我，不愿被一个所谓的“专业”束缚，但两年学习毕业后，我就可以有一个稳定的职业，有一份三十多元的工资，生活也暂时有了保障。

    去报到注册时，学校已开学两周。

    两年时间很快过去。母亲在一次春节时往学校寄来一封信，里面夹了纸币，从不写信的母亲附了一张纸条：“六六，回家来过年。”就这么几个字，写得歪歪扭扭，“家”字还少了一撇。我收了作路费的钱，没有回家，也没给她回信。

    毕业分配后，我有了一个工作，与两个姑娘共居一室，安放一张窄窄的床铺。我尽量争取外出，出差，请事假，后来干脆请了病假，说回家休养，实际上是只身逛荡在这个广袤无边的土地上。北方，走得最远的是沈阳和丹东，靠近朝鲜，南面是海南岛、广西，濒临越南，东边是长江下游一带，一个个城市，无目的地乱走，有目的地漫游。

    我仅与二姐保持偶然的通信联系。她来信说，四姐夫德华死了，晚上肚子痛，发高烧，到南岸区医院，开刀以为是阑尾炎，打开才知是腹膜大面积感染，一开刀就没治了，死时很痛苦。

    我很怕收到她的信，信里没有什么好消息。她的信说大姐已回到山城，和那个高个男子住在一起。回来前大姐和前夫打了一架动了刀子，小女儿吓得上去挡驾，脸被前夫划了一刀，破了相。大姐痛哭数日，精神崩溃。前夫告她，说是由于她上门打架，才导致他误伤了女儿。她被公安局抓去，在拘留所里关了两个月，出来后依然原样。三哥有了个女儿，五哥和一个农村女孩结了婚。

    “前两天张妈死了，被丈夫气死的，”二姐写道，“你记不记得，就是那个当过妓女的？”

    我当然记得。二姐的信从不问我在干什么，也很少提母亲父亲。她不必提，我清醒时更不想知道，我在梦里却不断回去，我看得见那个位于野猫溪副巷，和其他房子相连在一起的六号院子。

    堂屋连接天井的门槛可能烂掉被扔了，天井青苔更多，两旁的屋檐下依旧挂晾着衣服，阴郁的天空，站在天井里才能望见，大厨房坍了，屋顶成了两大窟窿，灶神爷石像的壁龛剩个黑乎乎的坎。我家的灶上堆满了瓦片、砖和泥灰，已经无法生火了。有一天屋梁倾塌，整个大厨房几乎成了废墟。还好，自来水管接到院子里，再不用去挑水了。邻居差不多都是新面孔，一年又一年，有点办法的人家都搬离了，留下的原住户，他们的孩子长大，成家，也养了孩子，却没能力搬离。原住户，加上一些毫无办法立即搬进这儿的住户，依然十三家。

    没了厨房，我家在堂屋用小煤炉烧饭。对门邻居程光头在往一个瓦罐浇水，瓦罐里堆了泥巴，有几株蒜苗，他嘴里念念有词，默坐运气。之后对我父亲说，那些蒜苗会生出延年益寿的花籽。

    那间阁楼还是两张床，但布帘没了，一张床用席子盖着，不像有人睡的样子，我以前睡的靠门的一张床，铺着干干净净的床单，放的却是父亲的药瓶衣服和小收音机。父亲怕吵，图楼上清静，非要住上面。小桌子移到床边，放着茶杯。没有叶子烟，父亲抽了几十年的烟不抽了？

    四姐又结婚了，住在婆家，新丈夫也是建筑工人。

    野猫溪副巷整条街，各家各户的房门，白天仍不爱关门，家里来了客，门前照旧围一大串叽喳不停的邻居，看稀奇。若某家房门关着，一定在吃什么好东西，怕人碰见来分嘴，吃完门才打开。

    一下雨，所有洗澡洗衣的木盆木桶，都移到露天蓄雨水。铁丝箍的木盆木桶，本来就得经年泡在水里，积下的雨水用来洗衣服，洗桌椅碗柜，最后洗脏臭的布鞋胶鞋。自来水还是金贵的。

    还是那一条江，那一艘渡船，那些连绵叠嶂的山，那些苍白发着霉味的人，新一代工人顶了旧一代工人，生活一点也没有改变。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你必须背对它们。大部分时间我埋头读书，什么书都读。也一个劲儿地写诗写小说，有正儿八经地拿去发表，赚稿费维持生活，歪门邪道的收起来，不愿意给人看，更多的时候写完就扔了，不值得留下。

    一段时期我沉溺于烟与酒里，劣质烟与廉价白酒，80年代中期南方各城市冒出成批的黑道诗人、画家、小说家，南来北往到处窜，我也在里面胡混。什么都不妨试试，各种艺术形式，各种生活方式，我的小包里或裤袋里始终装着安全套，哪怕没能用上，带上它，就感到了性的存在。爱情在我眼里已变得非常虚幻，结婚和生养孩子更是笑话，我就是不想走每个女人都得走的路。我一次又一次把酒当白开水似的喝，我很少醉倒，装醉佯狂，把对手，有时是一桌子的男士全喝到桌下去。

    我结交女友大都是在贴面舞会上。我们为彼此装扮，为彼此剪奇特的短发式，穿着和男孩子差不多的最简单的衣服，夏天裙子里很少穿内裤，结伴而行去熟人和非熟人家的聚会。关上门拉下窗帘，黑了灯，图方便，也图安全。我从来没被警察抓去关上几天几月，也算够幸运的。偶尔也有公安局来查，被抓住盘问的人不多，大部分人翻窗夺门逃走。反正过不了多久，在另一城市又会碰到熟面孔。

    西方的流行音乐成了80年代中国地下艺术界的时髦。我们跟着乡村音乐的节奏，怀里抱着一个人，慢慢摇，不知时间地摇，逃避苦闷和压抑。这时我可以过过幻觉瘾，好像快乐已抓在手中。

    另一曲开始，听到猛打猛抽的迪斯科，一把推开对方，凶猛地扭动身体，鞋跟要把楼板踢穿，好像只有这么狂舞掉全部精力，才能催动我继续流浪。我的脸——早已失掉青春色泽的脸，只知道及时行乐的笑，已经不会为任何人，也不会为自己流一滴泪了。

    有天晚上我喝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酒烧焦了我的身体，房间小而拥挤不堪，音乐声虽不太吵，但是空气混浊，我从双双对对相拥在一起的人里往门边挤，奔出房间，一个女友跟了出来。

    黯淡的路灯照着乱糟糟的街，没有人走动，我只想一人待着，我腻味所有的人，包括我自己，我跑得很快，那位女友没能跟上。

    穿过一条巷子，拉粪的板车从我身边的马路经过，洒水车的铃声在惬意地响着。我走下两步石阶，扶着一间房子的墙壁，突然疯狂地呕吐起来，酒混合着酸味的食物碎屑，从我嘴里往外倒。好一阵，等喘气稍定后，我从口袋里抽出一张纸，想擦擦嘴，却看到这是一首在地下油印杂志上的诗：

    在灾难之前，我们都是孩子，

    后来才学会这种发音方式，

    喊声抓住喉咙，紧如鱼刺。

    我们翻寻吓得发抖的门环，

    在废墟中搜找遗落的耳朵，

    我们高声感恩，却无人听取。

    灾难过去，我们才知道恐惧，

    喊声出自我们未流血的伤口，

    出自闪光之下一再演出的逃亡。

    要是我们知道怎样度过来的，

    靠了什么侥幸，我们就不再喊叫，

    而宁愿回到灾难临头的时刻。

    我一边读，一边觉得舒服多了。这首诗，就像是专为我这样靠了侥幸才从一次又一次灾难中存活下来的人写的，我记得作者姓赵，或许命运真能出现奇遇，让我碰见他，或是一个像他那样理解人心的人，我会与这样的人成为莫逆之交，或许会爱上他，爱情会重新在我心里燃烧。或许，我的写作，早晚有一天能解救我生来就饥饿的心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