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献帝初平元年春二月,讨董联军屯于河东、酸枣、鲁阳三地,呈北、东、南三向合围之势。董卓提出迁都长安的计划。
洛阳城环卫四塞,雄关林立,形势险固,周围设置函谷,伊阙、广成、大谷、轘辕、旋门、孟津、小平津八大关,合称“八关都邑”。
说来洛阳有险可守,不用迁都长安。但洛阳粮食补给过于依赖豫东平原,虽有敖仓存粮无数,但其远在虎牢关之外。洛阳人口众多,持久战之下,若敖仓有失,恐无以为继。
董卓征战沙场,虽然败多胜少,但其战略眼光还是有的。不然也不会屯兵河东,以待天下有变。
长安东有函谷关可据守各路诸侯、西有凉州之地。西凉乃是董卓发迹之地,他在凉州诛羌之中,颇有威望。
翌日,董卓召集众卿商议迁都之事,殿上董卓开口说道:“太祖建都长安,历经十一世,光武建都洛阳至今也十一世。按照天书《石包谶》所言,此时应该迁都长安,上顺天意,下至民心。”
百官闻言默然,司徒杨彪心中暗笑、鄙夷。太祖刘邦至王莽篡汉不止十一世,光武刘秀建都洛阳至此时,也不止十一世。司徒杨彪思董卓便是为了与这石包谶相当,所以知错而言之。
利用谶书达道政治目的,董卓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最有名的当属篡汉王莽,利用谶书造势,终篡得大汉江山。
司徒杨彪乃名臣杨赐之子,名士杨修之父。他早已不满董卓跋扈,如今迁都动摇国本,他必须得言。想着,杨彪开口说道:“光武迁都,乃是长安破坏严重,现在洛阳甚为繁荣、富庶,为何搬之?此其一;
建都洛阳已久,百姓宗庙建于此,弃之恐百姓不就,此其二、”说完以上两点,杨彪怒视董卓说道:“此《石包谶》乃一邪书,董太尉何以信之。”
董卓闻言清了清口,反驳杨彪道:“关中肥沃,故秦能吞并六国。现在的长安,木材资源丰富,武帝时的陶灶还在。只要用心经营,多好的宫殿、太庙建不出来?至于百姓,管他作甚,若有不从,推入河中淹死便是。”
杨彪闻言,更是对董卓之粗鄙,更为厌恶,再次说道:“天下动之甚易,安之甚难,惟明公虑焉。”
“杨司徒?你是不是想坏国之大计?”说着,董卓大怒,杀心顿起。
太傅黄琬见状,替杨彪开脱道:“董相国息怒,迁都国之大事,杨司徒之意,仅供参考罢了。
黄琬此言,即使为杨彪打个圆场,也是陈述自己观点。迁都之事,即为参考,就是让董卓再想想。
三公之中,都已谏言。司徒荀爽觉得自己也有必要说两句,于是赶紧出来打圆场道:“董相国哪想迁都啊?只是关东联军兵胜,所以做此大计。借故秦之山型,以便控制天下。”
有黄琬、荀爽做和事佬,董卓终未发作。怎料退朝之后,黄琬上书坚决反对迁都。董卓见状大怒,以天变灾异为理由,罢免杨彪、黄琬。同时拜光禄勋赵谦为太尉,太仆王允为司徒。
王允为人刚烈,曾与皇甫嵩、朱儁共同受降数十万黄巾起义军。在受降过程中,细心的王允从农民军中搜查到一封中常侍张让的宾客所写的书信,信中涉及一些与黄巾军有关的内容。
张让可是灵帝的娘啊!王允也不计较利害关系,他怀疑张让与黄巾军私通,便进一步追查,把其中的具体细节全部揭发出来,并且写成奏折上奏皇帝。
灵帝大惊,立即召张让进宫,怒气冲冲地指责张让,并要他交待实际情况。张让一向在朝中自以为是,指手画脚,也没想到有谁敢在皇上面前揭露他。
可张让是何等狡诈圆滑的人物,他在回答皇帝时,不仅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而说王允忌妒陷害他。灵帝本就是护短之人,加上被张让的花言巧语所迷惑,自认为他无罪,也便不再追究。
张让脱罪后,对王允心怀忿恨,一心想伺机打击报复王允。第二年,张让终于找到一个借口,将王允逮捕下狱。不久,正好赶上朝廷大赦,王允免罪释放,还复刺史原职。
事到如此还没完,睚眦必报的张让并没就此罢休,没出十天,他又以另一个罪名将王允治罪,王允再度入狱。
时任司徒杨赐,也就是刚刚罢免司徒之位的杨彪的父亲,知王允忠烈,恐其被张让所害,劝其:大丈夫能屈能伸,何不暂且与张让言和。
王允闻言,摆出宁死不屈的架势,慷慨陈词。杨赐无奈摇头而去。
而后杨赐联合何进、袁隗二人上书,方才赦免死罪,直到有逢大赦,王允逃出京师,隐姓埋名。
灵帝驾崩之时,王允奔丧,被何进启用官至河南尹。直至董卓掌权,一心拉拢士人,王允一路官至太仆,此时又为司徒。
此时王允已经五十三岁了,再不是那个刚烈的儒生。此番入朝,他假意逢迎董卓,实则是要匡扶大汉天下。
董卓迁都,实乃无奈之举,他老董想得好,先迁百官、万民,自己帅军与关东联军作战,若不能胜,再帅军缓退长安。迁民与百官之事,董卓全权交与王允,王允从不言它,唯董卓之命誓从。
春二月的最后一天,迁都之事正在紧锣密鼓的张罗之时。吕布、左丰行至洛阳。吕布既要与天争命,自先打定主意,说什么要阻止董卓迁都,不让刘协流离失所,以致最后曹操挟天子、令诸侯,导致自己下邳兵败。
吕布孤身入城,由士卒引领至董卓府上。董卓知吕布来,大喜。当场将院中赤兔宝马赠与吕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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