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布置的诉苦会场,开会的时候上面还要摆的大广播,这样说起来话来大家都听得见。”范安一直在观察着杨锐的神色,看到杨锐的神色由不解转变为赞许的时候,他才开始说话,“以前基本都是找外面的人来给大伙诉苦,这样不好,不能感同身受,现在的做法是在士兵里面找典型,一个会场可以坐一个营,一个营里头总有不少是受了洋人和鞑子的苦的,找那些受过大苦、说话也说的清的来说,那效果就最好了,说的时候最苦的那几个要放在中间,等他们开始说的时候,全营就想哭了,他们一说完,那全营就哭开了。
等大家哭过,政委再上去,跟大伙说为啥这么苦,怎么样才能不这么苦,这样大伙都能听见去了。”见杨锐点头,范安再道:“然后再让大家给死了爹娘祭灵,最好是在灵前起誓报仇,这样一趟下来那就都成了好兵。”
“好。不过,这一套有做过吗,做下来效果怎么样?”杨锐很惊讶他能把诉苦会搞成这个样子,不说别人,就是自己一进来,也不得不给这种氛围感染,他脸上在对范安赞许的同时,心里却不由的多想了几下。
“有,只要是能哭出来的,那效果就很好。哭的越惨哪效果就越好。部队的军官说哭前一个营打敌人一个营,哭完一个营可以打敌人两个营。”部队之前也是有一些政委的,一些政治上的办法还是用过了,在多次的经验中,范安总结出了这么一套办法,现在他只是对杨锐简单的介绍,要是说的细的话,估计一个晚上都不够。
“好!好!你做的很好,值得表扬啊。”杨锐知道他说的没错,只要是自己的仇恨被哭诉出来,在不是劝解而是在鼓励的情况下,那么仇恨就会非常深刻的渗入灵魂里,特别是还有一个群体效应在,一帐篷里面都是哭声的话,就是不哭也要被引哭了,同仇敌忾之下,战斗力自然要马立马上去。
表扬完范安,杨锐又道,“还有个需要注意的问题,就是很多人诉的苦不是洋人的苦,不是满清的苦,而是说的时其他人比如地主啊、商人啊之类的苦,在大家哭完做总结的时候,政委会要善于总结,要把这些人也归纳到满清为代表的独裁媚外的政权上来。为了防止突发的情况,最好要事先就做好准备,知道什么情况该说什么话。反正一句话,之所以会受苦,就是满人不好,就是清政府不好。至于什么荒灾啊、水灾啊,劫难啊,反正都是满清搞得鬼!”杨锐有点进入了状态,开始深入的发表意见,“另外。就是一定要把我们以后建立的政权和满清做对比,要说我们的好。说满清的不好,要具体的说好在那,不要空洞。
还有,上次不是有一份满清的黑材料吗,把那些满清的借款、赔款、割的地,慈禧每次办的寿花的钱,每餐吃多少个菜,都打着比分说给士兵听。还有找人去了解山东那边的实际情况。为什么会有那次水灾要做个解释,为什么会有天灾也要做个解释,还有那些捐税,这个捐是为什么收的,那个捐是为什么收的,要把这些东西都联系起来说,这样他们才能在逻辑上知道自己的苦就是满清害的。”
啰啰嗦嗦一大堆说完。刘伯渊的小本子又变出来了,而范安则慢了一步,等他的副手帮他拿本子来的时候,杨锐已经说完了。其实只要懂得拉仇恨那么思路就通了,大家能想到就不会少了。杨锐所有的话意思就只有一个:天灾人祸、生老病死、包括母猪不生仔、喝凉水被呛,都是满人害的。而士兵呢。就是要记住这个仇。
诉苦说完了,那接下来就是三查三整了,按照笔记本里面那本没有写完的扑街文说的三查就是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三整是整纪律、整作风、整制度,只不过杨锐在引出这些东西的时候。把查阶级换成了查底细,其实士兵会沦落到逃荒。底细基本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诉苦可以,就不知道三查三整怎么样了?”杨锐问道。
一说三查三整,刘伯渊和范安的神色就是一变,两人对视一眼,刘伯渊道:“先生,这个可能涉及到了军官,并不是这么好做啊。”
“涉及到了军官?”杨锐有点奇怪。
“是的,先生。”刘伯渊斟酌着词语,然后说道:“其实军官这边都还好,只是大家家境多不错,看泥腿子自然就……就有点不是那么的重视……”
刘伯渊说的很是委婉,但是杨锐还是能理解他的意思,军官都是来自学生,这个时代能读得起书的基本都是有钱的,像陈广寿这种家里穷的还是在少数,家里本就是个少爷,军校里又是要被教育的要做一个有荣誉的军官,每个人的皮鞋都擦的亮的不得了,这样一摆谱,怎么可以和士兵打成一片。这确实是个问题,特别是这些人能选出来进军校总是有才华的,持才傲物是这个时代读书人的固有特点。
“纪律方面呢?”杨锐又问道。
“纪律都还好,都是来革命的,又受过军校教育,所以纪律都是很严。就是……就是徵瑞那边有打骂士兵的行为,不过那些士兵都服他,而且上次大战之后,那些士兵也转变过来了。现在的情况都还好。”刘伯渊说道,陆梦雄的事情他是知道的,只是感觉到杨锐对他一直很看重,所以很多事情只要不过线他还是很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
又是陆梦雄这个家伙,上次就是他带着新编营堵住了日军的夜袭,真是麻烦的啊。心里想了一下,杨锐道:“你以政治部的名义,直接给他个人下警告,下次再打骂士兵的话那就纪律处分,这个家伙就不能消停一点啊。就是要违法军规,也要注意分寸啊。”
“先生,这不好吧。现在他的兵都被他训的很服贴,要是政治部一介入,士兵要知道有人给他们撑腰,那可就都反了。”刘伯渊考虑到的是队伍的服从性的问题,所以有此一说。
“不能姑息啊。要是被他打的士兵、被打的军官跑了怎么办?仇恨都是平时积累起来的,现在没机会,等一旦有机会,心中有恨的人就会报复。现在不是追究之前的事情了,而是说要让徵瑞以后不要随意打骂士兵,这个很重要!另外派去新编营的政委你选一个,要压得住场子的。”杨锐说道。这话完了后他又对范安道,“诉苦的时候如果有士兵说军官打骂士兵,也一并记下来,不要怕这样会乱了等级,不给士兵做主那我们就得不到他们的支持,得不到支持那思想教育就无从做起。战时或者说军事上的事情,部队听军官的;平时或者非军事上的事情,部队听政委的,这是复兴军的治军的基本原则。”
“是,先生!”
“是,司令!”
刘伯渊和范安回答的异口同声,杨锐的话完全把政委的地位拔到一个很高位置,这是让他们始料未及的。之前他们只是从军纪上去管理军队,当然,这其实主要是对士兵而不是对军官,毕竟都是同学,即使有不严重的违纪,政治部这边都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且自军队成立以来一直在打战,军官的作用极为重要。但现在马上就要停战了,同时政委也配齐了,所以杨锐要做这样的调整。
当然,这种转换是要先和所有军官吹风通气的,随着几场战下来,军官的威势已成,要他们老老实实的听政委摆弄自己的部队,还是要先做他们思想工作的,而且这个工作只能杨锐来做,因为他是组织的创始人,是军队的创始人,只有他才能有这样的威望去压服他们,这虽然难,但他必须去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