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夺得土地增设桂林(今广西百色东北)、南海(今广东广州),象郡(今广西崇左)三郡。又发配罪徒五十万人南戍五岭(今大庚岭、南岭、萌渚岭、都庞岭与越城岭五大山脉,均大今江西、湖南与广东、广西交界地区),并与越人杂居,共同开发岭南地区。
由此可看出,岭南的汉人有大多数都是在中原犯了罪,被强制发配过去的,因此民风彪悍,对于朝廷所派官员的盘剥反抗激烈,也是理所当然,因为他们本便与中原的“顺民”不同嘛!
果然,只听王越继续说道:“官员盘剥汉人不行,便将主意打到了占人身上,因此这占人所受盘剥,较之汉人远远超出。除此之外,因为占人多不懂中原文字,民风亦极保守,岭南汉人欺压占人的事情,也是屡有发生。”
董杏儿道:“这么说来,这些占人也真是可怜。”
王越苦笑道:“可怜?也确是可怜!所以后来区连杀官造反,便得到了占人的普遍拥护和支持。”
众人默然,只听着王越以平静的口吻继续说道:“自从占人立国之后,便常常有婆罗门率人北上挑衅,为的不过是其在国中的名望罢了。两族既有了极深矛盾,又岂是那么容易便化解得了的?因此,许多出海捕鱼的渔夫,便也经常受到林邑国战船的欺压和掠夺,运气好的留一条命回来,连船带渔获都被收缴,运气不好的,或是当场被杀,或是葬身鱼腹。”
郭斌倏地拍案而起,注意到了众人疑惑的目光后,方又缓缓坐下,沉声道:“朝廷怎么说?历任的交州刺史便没有人管管不成?”
王越道:“刺史无有兵权,郡太守虽确是守土有责,又有几个人敢于妄启边衅的?”
郭斌默然。
按照汉朝的官制,郡太守的职责确是极大,除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概括下来,便是集行政、监察、司法、举荐人才于一身,还可以自行任命吏员。可说来说去,这全是政治一项,于军事上的实力亦只是郡守府中的百十个衙役罢了。
为了应对这种地方军事实力不足的情况,汉朝政府也曾想了不少办法,都试制度便是加强地方守备的解决办法。汉代通过都试以加强地方武备﹐但郡守在军事上权限过大﹐也会给集权制带来不利的因素。刘秀在举事前﹐便曾谋划乘南阳郡都试之机劫夺一郡的士众。正是因此,到了东汉初年,做了皇帝的刘秀为了削弱地方军事力量﹐在裁减都尉的同时﹐取消了都试制﹐后一直未曾恢复。
所谓政治,便是不断地妥协与合作,而制度则需要不断地改进和修正。从没有什么万世不易、尽善尽美的好制度,当你做出某种选择的时候,历史从来就是会买一送一的。当你选择中央集权的时候,就不得不承受地方不稳所带来的影响,而当你选择稳定地方,加强地方军事力量的时候,便不得不面对分裂割据的危险。而这个平衡如何把握,正是政治艺术的高妙所在。
王越所说,极为无奈,却都是实情。郡守虽是守土有责,手下却只有百十个并不堪战的衙役,用以绥靖地方或许可以,用来挑起边衅那却是自讨苦吃了。原本朝廷为了维持边地稳定,都会有郡尉带兵驻守,可这都是为了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入侵,又有几个人会在乎小小的南方蛮子?所以,交州的郡尉制度亦是形同虚设,郡中自也没有脱产的正规郡兵。
再说说刺史,这刺史本是朝廷派遣到地方,负责监察各地太守的检察官,其身上所有的权威全部来自其监察的权力,亦即对各地太守的天然的监督权,而绝无统领军队或是治理地方的权限。因此,刺史在地方的威势全看各地的太守是否给面子,他们没有管辖的地域,没有先进而合法的团队,换句话说,他们的权力是虚的。
不过,虽然是虚的,却总有一个中央特派员的大义名分在,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可以利用自己的名义召集各地郡守出人出力。这种方法虽颇有僭越之处,中央政府亦不可能明文规定给予其这种大得异乎寻常的权力,可若是从事急从权的角度来讲,这种情况是可以达成的。而若想要达成,所要看的便全是这个刺史的个人能力、威望、背景与魄力了。不过,想要做成这等极遭朝廷忌讳,而且即便做成了也绝捞不着好处的事情,无论多强的能力、背景和威望,也及不上魄力,因为这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能不能的问题,而是敢不敢的问题。
所谓“千里做官只为财”,当官想要做得长久,除了深厚的背景,最重要的便是能够和光同尘,能够没有魄力,能够谨言慎行。所谓多做多错,少做少错,不做不错,讲得便是这为官之道。因此,对于这个时代大多数浑浑噩噩的官员来说,与其冒着受到朝廷忌惮的风险做事,倒不如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凑活过去,能赚钱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