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士人?不可能!那就只能是天子身边有奸臣,于是站在台前负责传召的宦官就成了天生的吸引火力的炮台,再加上人家文化程度不高,不知道约束家人、积德行善的道理,又有赵高这么个祸乱权柄的老祖宗有前车之鉴,而且宦官又是不全之人,饱受歧视。种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历代的文人骚客就开始睁着眼睛说瞎话了。
这就是舆论的力量,这就是道德绑架,不服吧?不公平吧?可现实就是如此。文官士人遍布封建社会上自天子辅贰,下至乡间秀才的各个社会阶层,是一股极为庞大的流~氓力量,其移风易俗的本事可以将西方的宗教甩好几条街。
鲁迅先生的狂人日记中写史书中满是“吃人”二字,并不是真正说的贫苦百姓易子而食的惨状,而是封建思想以风俗教化禁锢人心,当众人都觉得寡妇改嫁是应该被沉塘的时候,就是史书吃人的时候。当坚守礼教的伯姬说:“妇人之义,保傅不俱,夜不下堂,待保傅来也。”而被烧死之时,就是礼教吃人的时候。
所谓众口铄金,积毁销骨,舆论的力量在这里体现的淋漓尽致。
因此,所谓的“党锢之祸”,其实是君权与地方豪强士族的斗争,只是两者皆没有站在台前而已。君权的代言人是宦官,而豪强士族的代言人就是“党人”。无论是窦武还是陈蕃、李膺,哪个不是名门之后?哪个又不是知名当世?在这个时代,名声就是力量,家族就是实力。
而那些因家中贫穷不得不入宫为宦官的人,家族背景如何能与这些人相比?他们要和这些人斗,便只能依附皇权。皇帝又不傻,怎么会不同意以宦官来制衡外朝以加强自己对朝局的掌控呢?
只是这些事情,除了站在大汉王朝权力最高处,参与或者观望了这场斗争的少数人才能看得清,亦或者是很多人看清了却不说清楚,只为了引导舆论罢了。可是说着说着,他们也相信,宦官真的是应该遭人唾弃之人了。眼前戏志才等人对这个阴阳怪气的老头缺乏好感就很说明问题了。
席间,郭斌向袁绍仔细询问了刘辨来阳翟的始末,方知道这件事,竟然是中常侍张让向天子提出的建议。
何进为河南尹,与此事上不太方便说话,而且郭斌估计他与张让还有某种秘密的交易,尚需要在某些方面仰仗十常侍的影响力,故不能够与之闹得太僵。要说郭斌怎么知道的,只看历史上何进对诛杀宦官一事犹犹豫豫的态度就可推知一二。
而且,据郭斌所知,张让有一个养子,叫做张奉,是个太医令。这个张奉的媳妇何氏,便是何皇后的妹子。从某种程度上说,张奉与汉灵帝刘宏算得上是连襟。因此,刘宏称呼张让为“阿父”,仿佛亦有了某种亲情关系上的合理性。
据袁绍所言,他此次与王越前来阳翟,确实受国舅爷何进所托,护卫大皇子刘辨来的。要说这也是肥差,与储君多多接触,总是好事。万一早早的立了功,那就是未来的帝王心腹,是潜邸旧臣,前途自然是光芒万丈的了。
而且何进向刘宏提出以羽林军精锐沿途护送的请求,刘宏亦毫不犹豫地答应了。故,按照当初的设想,安全方面应当不成问题的。
听了袁绍的一番详细解说,郭斌默然。直到宴会结束,郭斌送袁绍回房时,二人方又作了一番恳谈。
袁绍道:“潜阳,杏儿没事吧?”
在京中的时候,董杏儿没有少作弄袁绍,不是拿他开玩笑,就是搞一点恶作剧,至于起绰号,那都是家常便饭了。可是袁绍受伤时,也是董杏儿给他包扎,袁绍被围,董杏儿也焦急地随郭斌冒险前来。而袁绍也是将董杏儿当做小妹妹,对于一点点恶作剧,他也是乐在其中,对于董杏儿对他的关心,他亦是心中感动。因此,袁绍对董杏儿的关心,也是真诚的。
闻言,郭斌面色转沉,道:“那匕首上喂有剧毒,若不是樊阿恰好在此,给杏儿放血祛毒,并以高超的针灸之术为她治疗,此次恐有性命之忧。”见袁绍面露忧色,郭斌道:“不过现在已经没事了,樊阿给杏儿扎了针,使她减轻疼痛的同时能够安稳睡眠,现在她应还在沉睡之中呢。”
袁绍这才点点头,道:“都怪我不小心,否则便不会发生这种事了。”
郭斌闻言,叹道:“你我都是棋子,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我们亦不能就这么算了。”
袁绍忙道:“潜阳,你是不是有什么消息?”
郭斌道:“消息倒是没有,不过我有一点推论,不知道真假,还需要跟本初兄商谈。”
袁绍道:“你我兄弟,何须如此?不管有什么推测,尽管说来。能为你出主意的地方,做兄长的定会为你出出主意,还会怪罪你不成?”
郭斌道:“是兄弟失言了。”
当下将一干推测与袁绍一一讲来,只将袁绍惊得差点坐不住了。没想到他这次来阳翟,背后竟有如此错综复杂的利益纠葛,他竟然于不知不觉间身处朝廷权力斗争的漩涡最中心,一旦行错半步,即便是四世三公,门生故吏遍天下的袁家亦保他不住。
光和六年十月末,汉少帝辨之阳翟,路遇太平道行刺。太祖驰援。
--《太祖本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