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究竟是应该算作我自己的问题,还是这个集体的问题,还是这个制度的问题?
事情是这样的。
上周六,陈总管组织了一个班会。
三十三个人的班级,实际到了三十二个人,因为大蛇不在,他又去上网吧了。
这个班会的主题,是讨论贫困大学生的补助问题,即要从班里选出8个人来,划为1、2、3等,分别1、2、5个人,报上去,作为以后学校给补助金的对象。
至于报谁,这个过程就需要班级自己确定了。
如何确定,陈总管给出的答案是自己说明。
简单说,想要补助名额就要自荐,谁想获得帮助,或者说谁家里有困难,可以主动走到讲台上提出来,向所有同学说一下家里的情况,然后班里所有人一起讨论一下,评选一下,看行不行。
当然一涉及到穷的问题,大家都很敏感,这很正常;一说到困难,大家都有些沉默,这个也很正常。
毕竟都是二十来岁的年纪,有谁愿意大大方方承认自己不如人呢?
但是当困难一直萦绕在身旁,如同呼吸一般难以割舍的时候,或许这个困难补助就成了一根救命稻草。
其实上学期我就知道有个困难补助,但我没有去争取,因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是太知道答案。
我想过,假如时光退回七年,就七年,那时我的家庭的确可以说是社会生活边缘地带的存在。
简单记录几个小事。
有一段时间家里不吃菜,只吃米饭就咸菜,唯一有一个土豆,但是不能吃,那是留着我表妹来我家做客的时候,给她做土豆丝用的。
那时候冬天爸爸妈妈卖冰棍,可是一直到第二年春天,我爸妈已经不卖冰棍了,但这期间我却一根也没有吃过。
这真的不是虚构的,我现在都不敢想象一个十岁的小孩儿竟然能够那么懂事,竟然没有要过冰棍吃——我佩服当时的我。
当时的家里困难到什么样呢?我隐约记得一直是没有什么蔬菜的、肉更是奢望,当然这没关系,还有饭就行了。
可是在我九岁的那个夏天,家里连大米也没有了!
我爸翻箱倒柜,找到半截十元钱,到银行去换了一张五元钱,然后买了几斤大米,才让我和我妈不至于挨饿。
但是,我当时对此没有太多的刻骨铭心的感觉,因为当时的我还很小,可以说很多事情都不懂。
爸妈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吃不到就吃不到,我也不馋。
那时候爸妈已经没有太多时间管我,而我也没有太关注他们在做什么,我没有从他们清晨就开始忙碌的身影中捕捉到什么,我没有从他们正午的疲惫神态中发现什么,我没有从他们深夜还在计算、预测第二天的买卖的憔悴中看到过什么。
而且他们也从不对我说,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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