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都好办了。
要干抢劫,他只身一人,赤手空拳,显然不行。他的想法是,“踩”好“点”,然后找汪家哥俩一起干。
孙德松骑着摩托车,专挑有大额现金交易、流通的场所去,在沈城到处乱窜。这样跑了一阵后,他在五爱市场相中了一个目标。
这天晚上,孙德松来找汪家哥俩,对他们说:“我看好一个地方,供你们参考。在五爱市场,有个联运站,往外发货还汇钱,咱们可以干一把!”
白色轿车
汪家礼听了孙德松的话,怦然心动。
从1997年11月9日他和汪家仁干了南市阀门经销门市部那个案子算起,到现在快两年没再干了。公安局在全市大规模地进行搜捕,他们不能不有所收敛;孙德林进去了,兔死狐悲,忐忑不安。总之,他们感到必须多加小心。
孙德松见他们对自己的建议未置可否,以为他们是在犹豫,就说:“怎么,你们怕了?洗手不干了?我大哥现在每天都在劳改农场里受苦,你们不能见死不救啊!”
实际上,孙德松的担心是多余的。他提出的“干一把”的建议,正合汪家哥俩
的心意。快两年没再摸枪了,他们时时感受到对金钱的饥渴。汪家仁的钱都嫖光了,正等着补充钞票。正如落网后的他说的那样:“我们弄到钱了,就使劲儿花,花完没钱了,就又干。就这么一步一步走到今天这个地步。”汪家礼呢,虽然和妻子离婚了,但他一直惦记着儿子,总想在有生之年给儿子留下一笔钱。他和赵晶已经定好,要在今年年底前把两个人的婚事办了。他们哥俩不经商,不拉脚,天天过着骄奢淫逸的生活,如果不出去抢劫,钱又从哪里来呢?
翌日,他们3个人装作个体业主,由汪家礼驾驶一辆货车,来到五爱市场联运站观察。以后,他们又去了几次。看过之后,3个人在一起谋划时,汪家礼摇了摇头,说:“不能在联运站那干。”
孙德松问:“为什么?”
“你没看见吗,那里人太多了,情况也复杂,不保险。”
叫汪家礼这么一说,孙德松没话了。在这个团伙里,他太嫩了,“资历”和
“经验”都不行;加上现在多少有点有求于人的意思,他只能听人家的。
抢劫联运站不行了,不过,峰回路转,他们在联运站发现了一个新的目标。
那天,他们是骑着摩托车去的。为了便于“踩点”和跟踪,他们特地买了两辆
旧摩托车。一辆是红色“八达”牌100型,黄色车牌为“辽J·”,另一辆是红
色“长虹”牌,没有车牌。正窥视间,看见开来一辆白色“桑塔纳”2000型轿车,
在联运站门口停下了。从车上下来3个男子,都像老板,风度不凡,走进联运站。工夫不大,他们出来了,拎着一个蓝色圆桶型的兜子,里面装得满满的,打开“桑塔纳”后备箱,往里面一扔,压得那车往下一沉……
汪家礼和孙德松对视一眼:钱?
“桑塔纳”开走了,他们记下了那辆车的车牌号码:“辽A1881”。
“快,跟上它!”汪家礼低低说了一声,3个人跨上摩托车追了上去。
白色“桑塔纳”一直开到和平南大街,拐进原省人大办公大楼与嘉环大厦之间
的一个居民楼的院子里,在39—1号楼(简称1号楼)第一单元的门洞前停下了。车上的人从后备箱里取出那个沉重的兜子,叫开电子防盗门,走了进去。他们观察,1号楼是嘉环大厦后面两座居民住宅楼中南面的一座,有西、北两个出口。
回来后,3个人议论开了。
“那个兜子里,少说也有四五十万!”孙德松说。
“别急,咱们得把情况搞准,摸到他们取钱的规律。”汪家礼说,“要干的话,不找别人,就咱们3个。”
“就怕跟的时间长了,会引起怀疑。”汪家仁说。
“人不要多,你们两个换班跟。看他们都到什么地方取钱,取多少钱,往哪送,走哪条路……”汪家礼一口气说下去。没有孙德林,他就成了这个团伙的当然指挥者。
从那以后,他们暗暗跟定了那个目标。他们发现,取款人坐的车有时候换了一辆白色“本田”。但不管哪辆车,差不多每天都停到那个楼前,隔三岔五就到太原北街银行、北市招商银行、五爱街联运站等地取钱,送到他们住的那个一号楼111房间里。不过从没看见他们把钱拿出来。对此,汪家礼十分着迷。
“他们那屋里能装多少钱哪?”汪家礼对两个同伙说,“他们每天至少带回来
几十万,最多的时候两个人拎个大兜子,我看能有200多万。那屋里不得放好几个保险柜装钱哪!”
孙德松手摸下巴,吞咽着涎水:“他们真有钱。是倒汇的?炒股的?”
“不管他们是干什么的,反正做的大买卖。”汪家仁两只小眼睛放着光,显得
跃跃欲试,“‘够口’了,就干这个吧!”
暮色苍茫
按汪家礼的想法,这个“活儿”一两个月就该拿下来,可是事不遂心,他们断
断续续跟了4个多月。
为了互相联系方便,他们配备了手机和传呼机。汪家礼对两个同伙说:“只要老板从银行拎包出来,你们俩就传我,我就到位,咱们就动手。”他们为此特地约定了暗号:在传呼号后面加“555”。
在这么长的跟踪、守候中,汪家礼经常暗携两支手枪,做好一旦时机成熟就动手的准备。这伙匪徒的确有许多次下手的机会,可是都没干。有时,他们嫌老板装钱的包小,估计那里的钱“不够口”;有时,则是由于自己失误而错过了机会。
失误,往往是汪家仁造成的。
一次,汪家礼在那里等候到晚上5点半,没看见白色轿车去银行,汪家仁却骑着摩托车从银行那边回来了。
汪家礼问:“你怎么回来了?”
汪家仁说:“今天不正常。”
“怎么不正常”。
“没看见那辆车。”
“那你干什么去了?”汪家礼生气了,“人家今天出车晚了点,你不会等一等
吗?回来干什么?”
汪家仁受到责备,不吭声了。
汪家礼气得转身就走,没走出多远,看见那辆尾号是“81”的白色轿车开进院
了,取钱的人下车,拿着一个很大的兜子进楼了。汪家礼回头看着汪家仁,瞪着眼睛说:“你要不是我哥,我就……”他只说半句,就把后面的话咽了回去,独自一个骑着摩托车跑远了。
即使汪家礼没把那后半句话说出来,汪家仁也猜得出会是什么话,因为他以前已经听过了。他的心一沉,猛地打了个寒噤……
汪家礼曾将汪家仁和孙德松两个人担任的角色对换一下,让孙德松去跟踪白色轿车,可是后来又换回来了。他认为,汪家仁也只能干那个下手活儿,到关键时候动手还得靠他和孙德松。
经过长时间观察,他们发现,老板们每逢周六和周日取钱的兜子最大。
汪家礼决定,还是进屋动手为好。也就是说,当老板从车上下来,拎着装钱的兜子走进111号房间时,预先埋伏在那里的他就紧跟着进屋,开枪打死老板,抢走装钱的兜子。在屋里开枪,传出去的声音比较小。
不过,那个单元楼洞安的是电子防盗门,外人进不去。汪家礼把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交给了孙德松。孙德松略施小计,就把那扇电子防盗门的折页弄弯了,门再也关不上了。
国庆节前后,他们的准备达到了高潮,除了10月1日那天他们“放假”之外,几乎天天都去那里跟踪、守候。
跟踪、守候了这么长时间,他们再也等不下去了,决定在10月19日这天晚上动手。
按分工,孙德松和汪家仁各骑一辆摩托车,跟踪那辆取款的白色轿车,汪家礼负责在下午4时10分以前将两支手枪带到现场。
汪家礼是提前10多分钟到的。他身穿一件蓝色小翻领夹克式工作服,头戴一顶深色安全帽。汪家仁和孙德松也都同样化了装。时间还早,汪家礼在一个报亭前面装作看报纸。过一段时间,bp机响了,是汪家仁他们打来的,屏幕上显示出“555”的暗号。汪家礼明白,今天老板们到银行取了钱,而且数额不小。
一阵摩托车的声响从远处传来,汪家礼看见两个同伙跑过来,便迎了过去。孙德松神情兴奋,急促地对他说:“挺紧,进楼洞!”
汪家礼脚步飞快,走进1号楼第一单元的门洞。工夫不大,汪家仁和孙德松也进来了,他们已经将两辆摩托车放在院里一个隐蔽的地方。
暮色苍茫,天快黑了,朦胧的夜色对他们很有利。但是,现在正是人们下班的时候,不时有人从这里经过。为了不引起人们怀疑,孙德松转到大楼东面的山墙后面隐蔽,汪家礼在第一单元和第二单元之间轮流走动、逗留。他已经将一支手枪交给了孙德松。
按以往观察到的情况,白色轿车取完款回来,孙德松他们的摩托车比它回来快不了几分钟,可是这次他们等的时间却很长,左等右等也不见西门那边出现那辆白色轿车。汪家礼有些焦躁。难道出了什么变故?或者,白色轿车又多跑了一两家银行?因为从过去跟踪的经验看,老板们每天取钱不只跑一家银行,有时要跑两三家。如果今天是那样的话,倒是个好事,可以抢到数额更多的钱!
劫匪来到情人家
快到6点了,天完全黑下来了。就在这时,一辆白色“本田”轿车出现在西边门口,向1号楼开过来。汪家礼对那两个同伙说:“来辆白车!”
那辆“本田”就是刚从银行开回来的取款车,到第一个楼洞前面停下了。副驾驶车门开处,走下一个比较年轻的男子,拎着个蓝色桶形旅行包向楼口走去。汪家礼用左手抽出手枪,叫开机头,藏在背后,跟随那个人走进楼道。那个人只顾低头走路,没有发觉后面有人。他敲了敲一楼111号房间的门,屋里一位妇女过来给他开门,他刚把一只脚迈过门坎,汪家礼追了过去,用手枪对准他的后背,厉声喝道:“不许动!把兜子放下!”那个人惊异地一回头,看见一个头戴安全帽、身穿蓝色夹克式工作服的男子横眉立目地看着他,手中握着一支枪……他大吃一惊,往屋里跑去,只听“砰!”枪响了,他后腰一阵剧痛,跌倒在地上。屋里那位年近5旬的妇女惊叫一声,向厨房跑去……汪家礼走过去,拎起桶式旅行包就往外走,汪家仁跑过来,接过那个旅行包,直奔摩托车……
且说那个年龄大一些的司机下车后正锁车门,忽听门洞里一声枪响,有人叫了一声,他心里一惊。这时,只见一个黑影向他直奔过来。来的是孙德松,他负责解决司机。司机一见不好,什么也不顾了,拔脚就往西门跑,边跑边喊……孙德松举枪射击,“砰!”没有打中。司机跑出胡同,横穿大街,直奔中山公园东门……孙德松见抢劫已经得手,没有追他。
汪家仁将那个装钱的旅行包放到他那辆“八达牌”摩托车的货架上,货架上有一根1.7米长的桔红色内胎,他用内胎将旅行包紧紧绑住,打着火骑上去,往北门急驶;汪家礼和孙德松骑着另一辆“长虹牌”摩托车,紧紧跟在后面。抢劫成功,他们别提有多高兴了,现在就是尽快地离开现场。他们拐过和平大街,顺着中山公园北墙来到南京街,通过体育场交通岗,上了南四马路,往西走不远,就到了他们事先停放一辆“倒骑驴”三轮车的地方。用他们的黑话说,这叫“打接应”,就是更换一下车辆,以便逃跑时更加隐蔽,不被人们怀疑。他们扔掉两辆摩托车,将装钱的蓝色桶形旅行包装进一个故意弄得油渍麻花的编织袋里,放在“倒骑驴”上,由汪家仁蹬着走。孙德松把他和汪家仁的安全帽扔进了附近的公共厕所里,和汪家礼跟在“倒骑驴”后面步行。犯罪分子是狡猾的,谁能想到刚刚发生的特大抢劫案与这辆“倒骑驴”有什么关系呢!走不多时,他们来到南五马路铁路机务段后面的一片住宅楼前。这是动迁安置居民住宅区,在其中一座楼的4层,有赵晶的一个单间。汪家礼在干了一件惊世大案之后,领着同伙来到他的情人的家。
抢劫100万
汪家礼将赵晶娘俩支走后,趁这工夫,把躲在楼下的孙德松也叫上来,闩了门,3个人解开编织袋,从蓝色桶形旅行包里取出钱清点起来。这是这个犯罪团伙又一个不成文的规矩,抢来的钱物必须当着大家的面清点得一清二楚,以便平均分配。汪家礼怕孙德松多心,才煞费苦心地支走赵晶母女俩,让他上来点钱。
清点结果,他们这次抢劫了整整100万!
酒足饭饱,汪家仁走了,汪家礼留宿在赵晶家中。
“妈的,痔疮又犯了,淌不少血,像你们女人来例假似的。”
可能是对白色轿车跟踪时间太长,总也没得动手,汪家礼上了火,大便干燥,导致痔疮复发。
“来,我给你上点药。”赵晶关心地说,“这药你得坚持着用,不能刚见好点就停下了。”赵晶说着,拿过外用药,让汪家礼撅起屁股,给他上药。
“哎,你到底有多少钱哪?”赵晶上完药,洗净了手,问汪家礼。现在两个人的关系已经处到这一步了,她不能不关心汪家礼的经济状况。
“我没有多少钱。有钱,也都放在二哥那里。”汪家礼巧妙地回避着。
一夜无话,第二天吃完早饭,汪家礼给了赵晶200元钱,让她到商店买衣服,又把她支走了。工夫不大,汪家仁和孙德松就来了,他们用自行车驮来一个家用石油液化气罐。孙德松对这个液化气罐作了“加工”。他们仍然用上次在铁西新开河河边扔掉猎枪的办法,将液化气罐的底部打眼割开,用铁丝拴上。到赵晶家后,把100万元现金、两支手枪和那个桶形旅行包装进液化气罐里,再用铁丝固定住。马路上,将一个普普通通的液化气罐驮在自行车货架上,有谁能会对它特别注意呢?
赵晶为了给汪家礼买衣服,特地邀了同楼一位女友一起去。女友纳闷儿地问:“买衣服最好自己去试,怎么什么事都找别人?”赵晶说:“他那人整天总瞎忙,没有空。反正我今天也没啥事,权当逛商店了。”女友知道,赵晶对她那个未来的老公有话就听,件件依从,也就什么不再说了。
她们在几家商店走了大约一个小时,也没买到中意的夹克衫,只好空着手回来了。在楼下,赵晶看见有两辆摩托车,汪家仁又来了,在他那辆摩托车后面驮着一个旧编织袋,只是已经瘪了;昨天看见推“倒骑驴”的那个人也来了,他的摩托车后面驮着一个液化气罐。
汪家仁笑着向赵晶打招呼:“回来了?”他指了指那个液化气罐:“这有个旧罐你要不要?”
“不要,咱家有两个罐呢。”赵晶说着上了楼,正碰见汪家礼往楼下走,他问:“衣裳买来没有?”赵晶说:“没有合适的。”汪家礼伸出手:“不买了,把钱给
我吧!”200元钱他也往回要……赵晶虽然心里不大高兴,但还是把钱给了他,朝着他下楼的背影喊了声:“晚上早点回来,在这吃饭吧!”她嗅出,家里和走廊上有一股刺鼻的煤气味,赶紧打开了门窗……
汪家哥俩和孙德松带着那个液化气罐来到孙德松的家,平均分了款,每人各得32万元。剩下4万元留作“机动费用”。汪家仁感到把这些钱放在家里不妥,只拿走3万元,剩下的暂时存放在汪家礼那里,随用随取。
“案犯不除,没有宁日”
建国50周年大庆刚过,沈城“3·8”串案又打响了,而且抢劫金额高达百万之巨,这一案件震惊了省、市高层领导。
10月19日晚,当那个左手持枪的匪徒开枪打伤小曹,从他手中抢走了装着100万元现金的旅行包后,跑进厨房的那位妇女———开白色“本田”轿车的老张的妻子,用颤抖的手抓起手机,向警方报了案。
1号居民楼这套111号住房,是小靳5月份租的。他和小曹、老张夫妇4个人合伙炒股。他们几个人是朋友、邻居,合作得很默契。头一天他们聚在这里,共同分析股市行情,然后分头取款,把钱集中起来,第二天到股票市场操作。赚了,大家按投资数额分钱。19日这天下午,小靳因为开车与别人的车发生刮碰,到交通队进行处理,就由老张开车,和小曹在4时50分左右出去,到几家银行提取132万元现金
(100万元由小曹放在副驾驶座位前,32万元放在轿车后备箱里)。万没想到,平地冒出几个持枪匪徒,打伤小曹,吓跑老张,抢去了100万元现金。这真是祸从天降,损失惨重!接到报案后,和平区公安分局局长陈相忠、刑警支队副支队长刘景伦带领刑侦技术人员赶到现场。不久,省公安厅副厅长李峰,刑警总队总队长刘守军、副总队长姜沈生,市政法委书记王洁纯,市公安局局长杨加林、副局长吴宗声、于凌舜,刑警支队政委李凡、支队长张保华等相继来到现场。
在中心现场,也就是1号楼1单元111室门口的走廊上,发现一枚“五四式”手枪弹射击弹壳,弹壳底缘印有“11.65”字样;在走廊距111室门口1.5米的东墙墙根下,发现一枚“五四式”手枪弹射击弹头,已经变形。
在外围现场,在院内的地面上,发现一枚9毫米的手枪弹射击弹头,弹头侧壁有4条右旋来复线痕迹,已经变形;还发现一枚9毫米手枪弹射击弹壳,弹壳底缘印有“38.88”字样。技术人员将上述弹壳、弹头作了提取。
对现场上遗留的弹壳、弹头的检验鉴定表明,“10·19”特大持枪入室抢劫案又是“3·8”串案的犯罪分子们干的!
“‘3·8’串案犯罪团伙不除,沈阳没有宁日。”这是朱锦副市长的话,“10·19”案件的枪声再次证明了这一点。
“3·8”串案犯罪团伙又作案了,这在客观上为公安机关提供了侦破的好时机。沈城公安民警在省、市领导同志的关注和指示下,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决心紧紧抓住战机穷追猛打,把这个为害多年、罪恶累累的犯罪团伙一网打尽!
机不可失!在详细询问3名被害人的同时,刑警支队专案大队20多名侦察员在和平区分局刑警大队侦察员的配合下,以中心现场为圆心,以200米为半径,连夜在现场地区对群众进行走访。他们对目击者作调查,对现场的商业门点、摊贩、存车、门卫等人员作调查,对嘉环大厦后面两座居民楼(特别是发生案件的1号楼)的居民挨门逐户地作调查……通过这些调查,了解犯罪分子在案发前后的行动情况;特别是要发现目击者,以便尽可能详尽而准确地掌握犯罪分子的衣貌特征,为侦破此案创造有利条件。
“3·8”串案再次打响,作为市公安局党组书记、局长的杨加林,心情十分沉重。
扪心自问,“3·8”串案不破,怎么能体现公安队伍的战斗力?怎么向上级领导和家乡父老交代呢?在这个思想指导下,“10·19”案发后第三天,由杨加林拍板,将该案案情通过媒体向全市公布了。
通过媒体公布尚未侦破的刑事案件,既说明案情重大,也表明公安机关的决心和信心。不过,公安机关这样做也必然要承受更大的精神压力。想当年,“1996·3·8”第一饲料厂工资款抢劫案案发后也向社会公布了案情,但至今未能侦破,人民卫士们承受了多么大的压力啊!然而,今天杨加林义无反顾,还是作出了这个大胆的决定,因为他坚信,人民群众永远和公安机关心连心!
“10·19”案发后,杨加林在现场指挥勘检和侦查、参加议案会议时,也一再强调要求参战民警重视群众工作,把工作做深做细,充分依靠群众侦破此案。
侦察员们的走访调查情况很快就汇集上来了。案发前后,有许多人在当天晚上目击了犯罪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