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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夥”16。还有人称“金华五高”之一的杜旃也曾经从辛弃疾那里得到过“开山田”的赏赐。事见高翥《喜杜仲高移居清湖》一诗，原注云:“稼轩为仲高开山田，仲高有辛田记。”17又如叶绍翁写过一首《题岳王墓》诗，用来歌颂抗金名将岳飞，结果“是诗流传，脍炙人口，其家月致馈于叶”18。可见叶绍翁就是凭着一首诗而得到了岳家的欢心，后来每个月都能得到岳家馈赠。

    老江湖的戴复古深知个中滋味，所以他有“穷贱交游谁复记，江湖踪迹早成陈”20的感触。因此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虽然干谒确是江湖诗人谋生的一种重要方式，但是不宜把它当作江湖诗人唯一的或主要的谋生手段。必须清醒地看到，能从达官贵人处获得重赏，只是极少数最优秀的江湖诗人才能拥有的机会，这种机会还会因为诸多外部因素的影响而变得不可期盼和无法重复。江湖诗人的“谒客”名声之所以如此响亮，主要是由于这种类似于彩票中奖的个别成功事例太为众人所艳羡，津津乐道而广泛流传所造成的宣传效应而已。

    一大批普通的江湖诗人又该如何解决生计问题呢笔者江湖诗人通过投奔一些具有官员或地主身份，家境较好的亲朋好友，寻求他们的接济，倒不失为一种比较现实的生活来源。这种谋生方式与上述的干谒虽有某种联系和相似之处，但是就其性质而言却有很大的不同。江湖诗人与这些对象交往的特点在于彼此地位比较平等，关系相当亲密，有的更是志同道合，趣味相投。他们之间的频繁来往，已经超越了一般的功利目的，主要是出于情感的需要。如俞桂在居官时就非常期盼诗友们到他那里做客，其诗云:“幸喜居官事不多，空庭吏散雀堪罗。近来转觉诗朋少，谁肯高轩为我过”21在这样的交往中，江湖诗人尽管是受周济和帮助的对象，却不会有损自己的人格尊严

    高翥的朋友很多，“所交皆名士，及为大官，不肯下气强附，独与陈宓、许复道交最笃，宦游常与之俱”22。可见诗人高翥的心气很高，不肯对当大官的人低三下四，委屈自己。只有当最为知心的朋友出去做官时，他才乐意偕同前往。有的是投人门下当食客。如刘翰在绍兴间久客都下，迄无所就，为吴云壑居父之客。张弋原籍在北方，流落到南方后成为“湖海豪士”，曾是许定夫家的食客。张端义《贵耳集》说他:“颀然而长，面带燕赵色，口中亦作北语。许定夫馆于麾下。玉命官，不受。”

    南宋时期，社会上存在一种游士和养士的风气。如魏文节和汪仲容就像当年的孟尝君，家中养了不少食客。戴表元说:“文节家因多士，仲容又特喜交接，四方知名士因而不远数百里千里，与仲容过从者不绝。”23这些“四方名士”来到魏家往往不单是为了当食客吃饭，有的还为了求学。江湖诗人张良臣就是其中的一个，他“从魏文节、史忠定游”，成了他们的门生，后来被人归入这个学派，称为“雪窗先生”24。在科举考试中，魏文节还专门替他向知举张焘举荐，可见对他颇为器重。另如方信孺，他曾在淮东做官，奉使有声。回乡之后，尽管林下居贫，但生性好客，依然有许多客人前来造访。作为方信孺亲戚朋友的刘克庄，对他的情况十分了解。刘是这样描写方信孺的:“一生不蓄买山钱，华屋何心亦偶然。客至多逢僧在坐，钓归惟许鹤随船。”25刘克庄还说方信孺“不喜治生”，特别“好士”，“所至从者如云，闭户累年，家无担石，而食客常满门”26。方家这么多的食客中自然也少不了江湖诗人，比较著名的有赵仲白、孙花翁、高九万等人，据说都是他家的常客。

    戴复古能够“久寓泉南”，完全是和当地官府与朋友的好客，生活无虑分不开的。

    另外，戴复古在闽中也住过一段时间，当地的王使君经常给予帮助。《谢王使君送旅费》一诗记录了此事:“岁里无多日，闽中过一年。黄堂解留客，时送卖诗钱。”29其他如诗人游扬州，shì郎赵葵也慷慨解囊，戴有《见淮东制帅赵.南仲shì郎，相待甚厚，特送买山钱，又玉刊石屏诗，置于扬州郡斋，话别叙谢》一诗。看来赵shì郎对他真是备加关照，不光送钱，而且刊诗。难怪分手之时，戴复古向他表示了由衷的感谢:“受恩多处难为别。”30当然，老诗人并不是天天都能遇到像赵葵这样善解人意的官员，有时他也不得不开口乞讨。在《市舶提举管仲登饮于万贡堂有诗》中，有“嘲吟有罪遭天厄，谋归未办资身策。鸡林莫有买诗人，明日烦公问番船”31等句，十分明确地表露自己回家还缺少资金的意思，启发这位提举先生除了招饮之外，最好再送些钱财。从戴复古晚年所写的《镇江别总领吴道夫shì郎，时愚子琦来迎shì朝夕，催归甚切》一诗中，有“落魄江湖四十年，白头方办买山钱”32两句，可见他最后终于凑集了一笔可供养老的资金。因此方回说戴复古晚节以诗名重，诸公争致馈赆，归而成家。

    除了戴复古以外，其他不少江湖诗人也是靠经常不断地得到朋友的贴补来维持家用。如许棐《赠叶靖逸》诗云:“朝士时将余俸赠，铺家传得近诗刊。”又如刘克庄晚年备受目疾之苦，shì郎洪天锡一面告诫他须“却应酬，省思虑”，一面送给他“医赀三千万”，刘对此感激不尽，目为“雪中送炭”33。g@。